孔270007子思想概述

「中庸」做為一種至德，也是孔子的美學評價的標準。他提出的「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」（八佾）的原則，便是「中庸」標準的具體表現。

孔子對上古時代的文明典籍作了榜首次系統收拾。說：孔子刪「詩書」，定「禮樂」，序「易傳」，修「春秋」。他確實是以「詩、書、禮、樂」教，這有「論語」可證。

關於推理，孔子也十分重視。因為通過推理能够達到「告諸往而知來者」。孔子在教育實踐中運用了許多演繹推理的办法，諸如舉一反三，能近取譬，溫故知新等。孔子運用的「兩端」法則近似一般邏輯的二難推理法則，但也含有辯證法的要素。

孔子是中國歷史上開私家講學風氣的教育家。他約在三十七歲時即開始從事教育活動。相傳其三千，賢人七十二。

孔子區別了義與利，并把兩者對立起來。他說：「正人喻於義，喻於利。」（里仁）「見得思義」，反對見利忘義。孔子關於義利關係的論述對后世有很大影響。

孔子十分崇尚中庸。中庸被稱為「至德」，是立身處事的最高標準，也是行事的重要办法。他說：「中庸之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」（雍也）「中庸」有兩層意義：榜首，必定事物的變化超過必定的极限就要轉向；第二，要求堅守這個极限，以轉向。前者是符合辯證法的，后者則是反辯證法的。

孔子繼承周公的思维，既天，又強調德。他說：「正人有三畏：畏、畏大人、畏聖人之言。」（季氏）又說：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」（八佾）還說：「天之將喪文雅也，后者不得與於文雅也，天之未喪文雅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」（子罕）他說：「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」（陽貨）說孔子所謂「天」是從「之天」到「天然之天」的過渡。

在德育心思方面，孔子特別重視教育與道德培養。其論述触及認識、情感、毅力與實踐等方面。

孔子還主張學行偏重，學以致用。他說：「正人恥其言而過其行」（憲問）他認為對待一個人也應「聽其言而觀其行」（公冶長）

孔子主張教民習戰。他說：「善人教民七年，亦能够即戎矣。」（子）孔子以「六藝」教，其间也包含有軍事知識。

孔子注史重「直」，開創了史學工作中崇尚正派的優良傳統。正因為他以正派態度收拾「春秋」，形成「亂臣賊子懼」。他說：「知我者其惟春秋乎，罪我者其惟春秋乎！」

在管理國家時，孔子對應該「不患寡（貧）而患不均，不患貧（寡），而患不安」（季氏），假如做到「均無貧，和無寡，安無傾」，則四方都會信服。

孔子，卻懷疑。他「不語怪、力、亂、神」（述而）。主張「務民之義，敬而遠之。」（雍也），將德與無神論聯繫起來，表現了高度的才智。

「仁」是孔子思维的中心，也是其倫理思维之底子。「仁」是關於人我關係的準則，其宗旨是「愛人」，亦即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（雍也）。

孔子還看到事物「文」與「質」（方式與內容）之間的既对立又統一的關係。他說：「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。文質彬彬，然后正人。」（雍也）

孔子觀的首要特點是：標仁智以統禮樂。他說：「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人而不仁，如樂何？」（八佾）「禮云禮云，财宝云乎哉？樂云樂云，鐘鼓云乎哉？」（陽貨）在當時有進步意義。「仁」之涵義，以「愛人」之訓最為簡明。「樊遲問仁，子曰：『愛人』。」（顏淵）又以「立人」「達人」之訓最為完備。孔子說：「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」（雍也）又有「克己復禮為仁」之訓。孔子常以仁智交舉。他說：「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。」（里仁）

禮記的禮運篇有孔子談論「大同」的記載，而「大同」是中國古代最高的抱负。漢以來不少學者把大同歸於孔子名下。

他「循循善誘」，重视啟發，主張「不憤不啟，不悱不發」，培養學生「舉一反三」，獨立考虑的才能；他推重在學習過程中學、思、行三者的結合，他重視教育學生樹立杰出的學習態度，要「敏而好學，不恥下問」（公冶長），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」（為政）。他终身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」（述而），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」（述而），不僅為其樹立了榜樣，并且對后世有著巨大的影響。

孔子重視修養，他首要提出「修己」之說。他提出一個從「修己以敬」，到「修己以安人」，再到「修己以安大众」的修養進程（見論語憲問）。所謂「修己」，便是整飭自己的言行，使自己的言行無不符合原則。其具體修養办法有「志於道」、「博學」、學思結合、「自訟」、等。他其修養過程說：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」（為政）強調了修養的漸進性與自覺性。孔子最高的抱负品格為「聖人」，其次是「仁人」。

在知識論上，孔子思维的特點是「懸生知而重聞見」。他說：「不学而能者上也，學而知之者次也；困而學之，又其次也。」（季氏）可是孔子沒有舉出一個人為「不学而能」者，他自稱：「我非不学而能者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。」（述而）

在发起「好學」上，孔子重视多聞見。他說：「蓋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無是也。多聞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；多見而識之；知之次也。」（述而）

主張君主集權而反對個人獨裁和大臣，這是孔子思维的重要特征。孔子認為「全国有道，則禮樂讨伐自皇帝出；全国無道，則禮樂讨伐自諸侯出。」（季氏）但不主張君主個人獨裁，孔子認為人臣事君要「以道事君」，對人君之過失，人臣也應該「勿欺也，而犯之」（憲問），即犯顏直諫。孔子也認為大臣亦不應專權，「全国有道，則政不在大夫」（季氏）

「為政以德」是孔子思维的中心內容。他說：「為政以德，比如北辰，居其所，而眾星拱之。」（為政）他認為：「政者，正也，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？」（顏淵）要求統治者在上做出榜样，具有深入的意義。他又說：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」（為政）主張統治者應該以寬厚的態度管理公民，反映了孔子重视在上的效果。

孔子的美學思维是建立在仁學的基礎上的，他是從仁道出發去调查審美和藝術的。他提出「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」（泰伯）。又說：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」（述而），他說：「詩，能够興，能够觀，能够群，能够怨」。（陽貨）

在學習心思學方面，孔子首要強調了學習的重要意義，他說：「好仁欠好學，其蔽也予；好知欠好學，其蔽也蕩……」（陽貨）。

孔子的教育內容触及教育、知識教育、美育與體育。其间以教育為中心。孔子以「文、行、忠、信」四種教育諸生。所謂「文」，首要是關於西周的禮樂准则的典籍，包含經過他收拾的「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易、春秋」，即后世所稱之「六經」。一般稱為「六藝」的，指「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」，也是孔子的教育內容。

孔子與比他稍后的墨子都是中國古代邏輯的開啟者。孔子提出的「正名」的主張，不僅有其意義，并且有著邏輯意義。孔子又說：「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；言不順，則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則禮樂不興；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；刑罰不中，則民無所措手足。」

孔子認為「聽訟」仅仅手法，而使「無訟」才是意图。要求統治者正其身。「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？」（顏淵）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，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」（子）其次，要委任正派的人，「舉直錯諸枉，則民服，舉枉錯諸直，則民不服」（為政）。再次次，要盡量防止憑「片言」以「折獄」。

孔子還提出忠、信、恕、孝、悌、恭、寬、敏、惠等規範。孔子以仁為最高的原則，以智者、勇者與仁者并舉，智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。孔子認為「博施於民而能濟眾」為高於仁的「聖」的境地。而「聖」是仁與智的統一。

孔子的教育意图是培養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抱负人才。這種人才應當是「志於道」。志於道的，是能為實現仁道而殺身成仁的。能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」，「擇可勞而勞之」（堯曰），留意盡量減輕對公民的剝削。這在必定程度上也有利於公民。

在差異心思方面，孔子對智力、才能、志趣、性情等諸方面的個別差異都有過剖析。如智力有「上智」、「中人」、「下愚」之分；性情有「狂者」、「中行」、「狷者」之分。

孔子法令思维的根本點是以德禮為主，輔之以刑罰。他說：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」（為政）認為的效果，絕非刑罰所能達到的。當然孔子不是絕對刑罰的效果。他說：「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；刑罰不中，則民無所措手足。」（子）

孔子講中庸，但他又反對「必」、「固」，認為不宜不顧條件而專守某一固定標準。論語子罕記載：「子絕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」他又自稱：「無可無不行」（微子）。标明孔子處事強調要看實際情況，要有必定的靈活性。

孔子推重「道以為上」（陽貨），他說：「富與貴，是人之所欲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處也。貧與賤，是人之所惡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」（里仁）又說：「飯疏食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间矣。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」（述而）他发起「正人憂道不憂貧」（衛靈公），贊揚顏回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胜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」（雍也）。

在孔子心目中，軍事也是治國所不行忽視的。他認為軍事與相輔為用，「有文事者必有武備，有武事者必有文備。」他答子貢問政時說：「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」（顏淵）「足兵」是為政之重要內容之一。